我一直觉得有一个人类永恒的问题被我们低估了，就是乐观和悲观的问题。我们在大多数面临选择和判断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选择做一个乐观者还是悲观者。
底特律从1950年代到现在，人口从180多万下降到7 7万，全世界都用悲悯的目光看着这个城市，用病、崩溃、衰落来形容它，甚至要为它做个尸检……但爱德华·格莱泽不一样，在全世界都悲观的时候他选择做一个乐观者，他的观点是，你们要多想想留下的那77万人，他们为什么不走？
如果你看过那个着名的叫Detropia的记录片，你脑子里会浮现出几个慷慨陈辞的家伙，他们无助但也是语气无比坚定地说：“上帝让我们生在这里，我们不走！”在美国如果你提上帝，这基本上就相当于结案陈词，大家只有鼓掌的份儿，你没办法再跟他讲，如果上帝，咳咳，他如果是个价值投资者，那他可不建议你留在这里。爱德华·格莱泽虽然指出了正确的思考方向，但在他那本《城市的胜利》的书中，我也没看出来乐观者究竟应该给底特律规划什么样的未来。
底特律到底发生了什么？先是各种人都移民离开了，然后几年前是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宣告破产，在最衰的2009年，失业率达到了25%，比当时已经糟透了的美国整体还要高9个百分点，最能让我们眼前一黑的是，那里的一个独栋，据说只要1000美元就能买下来。我猜想，有幸看到那部着名的也有可能是史上最烂的记录片的人，看到美国拆迁队拆房子的时候，一定比看到拆我们的胡同四合院还要心疼。
底特律的市长叫大卫·宾恩，估计他应该是有一个偶像鲁迪·朱利安尼，这人在1980年代的时候作为纽约地方检察官，干掉了名声赫赫的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抓住了一群做内幕交易的华尔街高智商交易员；在1990年代的时候他是纽约市长，在这个时候他以降低纽约的犯罪率而知名，他相信“破窗”理论，就是如果一个街区里有一个窗子破了，那么余下的好窗户会更容易破掉，于是整个街区可能就完蛋了。于是大卫·宾恩决定拆掉破房子。
市长让城市变得好看一点，肯定是一个正确的事，但那些便宜到要死的房子就值得抄底，那可不一定。我们总是把投资定义成买个房子或者买些有价证券，但实际上人生里最大的一笔投资还是你在哪里生活和工作，投胎比投资这事要重要得多，虽然在最开始的时候你没有什么选择权，但当投资不靠谱的时候，我们有一件事总是可以做的，那就是止损。
对于底特律的公民来说，搬家肯定是一个好选择。对于以单一经济为主导的城市或者说是资源性城市，当行业不景气或者没落或者资源枯竭的时候，你搬走是最好的选择。即使对于一个衰落中的城市来说，挽救并且复兴也并非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放弃一个城市也未必就是最坏的选择。
判断一个城市是不是值得投资，或者是否应该做出止损的决定，首先当然还是得看资源和行业前景问题。底特律当初发展起来所依赖的并非是汽车，而是五大湖的水系和迅速建立起来的运河和铁路枢纽地位，在1907年的时候，它的货物吞吐量达到6700万吨，是伦敦和纽约的三倍。接下来的交通优势又让它成为汽车业的中心，所以它又见证了大工业美国的兴起。但问题是交通优势随着制造业转移和交流交通的更便利化，实际上是逐渐削弱的。当制造业的最大成本变成人工成本之后，南卡罗来纳的竞争力就超过了密歇根，当然，还有中国。好，从这个标准看，底特律复兴——如果是靠汽车复兴的话，有点难度。
第二个标准是看人。一个城市是不是值得投资看的是未来发展，而不管怎么发展，人总是最重要的，关于人的好坏可不是拍胸脯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子民，而是这些人的受教育水平。格莱泽提供了一个办法来衡量教育水准：看60年前的大学教育水平，如果某个城市在1940年时只有不到5%的成年人持有大学文凭，那么这个地区在2000年时有大学文凭的成年人不会超过19%。如果这么看的话，大卫·宾恩如果想学朱利安尼，这个硬件就比不上。格莱泽认为，如果我们要为一个城市的振兴做点事花点钱的话，这钱给人比盖房子要重要得多。
第三个就是这里的人员构成。一个城市的创造力中，人民的年龄很重要，太老了肯定不好，所以年轻人要够多，但年轻人也未必都好。托马斯·索维尔在《美国种族简史》中专门讲了第二代移民的问题：爱尔兰的第二代移民让纽约进入到最黑暗的坦慕尼协会时代；意大利的第二代移民则卖起了私酒以及搞起了黑手党；黑人的第二代移民则让纽约进入到“破窗”时期。底特律的第二代黑人移民在1979年的时候搞过大暴动，这是它走下坡路的开始和标志性事件，并且看起来也远没有真正结束。
这就是不应该投资底特律，以及底特律本地人也应该跑路的原因所在。当然，这在中国是不大能想象的一件事。在中国一是城市户口还有那么一点稀缺性，二是城市公共服务和资源的配置还有足够的价值，三是城市都没了，市长怎么安排呢？还有那么多局级处级领导呢。
这其中的第二条我觉得可以多说两句。因为即使我们一个城市的资源枯竭了，或者行业衰落了也没有关系，市长可以继续卖地，制造新的繁荣。这有一点像是……庞氏骗局。
政府把地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再卖给投资者，投资者再炒下去，这个庞氏链条看起来十分清晰，但因为我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是最傻的那个，所以我们才不会相信这事真的会发生。比如大同有一个“造城市长”——这种外号即使是安在豪斯曼伯爵身上，我都觉得是一种唐突，但在我们这里，似乎还有赞美的成分。这位市长要调到太原当市长，大同公民们就急了，觉得这么好的市长可不要走，他走了之后盖了一半的楼和执行了一半的规划怎么办。其实这就跟庞氏骗局很像了，在庞氏骗局接近尾声的时候，受害者是最坚定的骗局支持者：如果有警察想逮走骗子，所有受害者都会跟你急——他要走了，我们就彻底输了。所以把他留在这里（继续行骗）才是受害者的最好选择。
这也不新鲜，就像你被一只有欺诈行为的股票套牢的时候，你是受害者，但你衷心希望这个公司能东山再起。
你住在底特律——被几家大公司所左右的底特律，然后你又在其中一个大汽车公司里工作，虽然有工会保护着你，如果你的401K又是跟公司股票挂钩的话，那基本上就相当于买了一只股票，这只股票决定着你的工作、你的退休和你的投资。你把所有鸡蛋都放在这个篮子里，所有，还包括你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