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把钱借给别人，最纠结的事在于你总是不好意思提醒这个家伙应该还钱了，但心里又成天惦记着这个事。关于借钱的另一个悲剧是，借钱给别人是换不来这个人的友谊的，他会不断地质疑你：为什么成天盯着我还钱？我要是有钱早就还你了，你这人真婆妈……这事如果上升到国家层面，除了这两个悲催定律之外，还有一个更让人绝望的：大部分国家借了钱之后通常是越借越多，并且十有八九还不起了。
美国人在一战之后二战之前跟欧洲就是这样的关系，钱越借越多，欧洲人也没什么长进，除了买军火买装备练级，没啥好做的。中国人借钱给美国人？这事早就发生过了。美国人就这时就心下嘀咕：借钱给欧洲，并且还是德国这个手下败将，可贷款只带来他们的厌恶，我们这是图啥？
有意思的事情来了。美国外贸商界的回答是：我们对外放贷确实增加了我们的出口贸易。如果没有贷款，欧洲是无力从我们这里大量购买的。我们的工厂因此正常生产，我们的劳动力也能保住工作——这话听着就很耳熟是吧？
加雷·加勒特就说了：确实如此，但这能持续多久呢？你借钱给国外顾客来买你的商品，你的出口贸易就会一直膨胀，可你卖出商品到底收回了什么？除非你继续借钱让他们来付款或者免除他们的债务，不然你什么都得不到。这能算是好买卖吗？
第二个声音这时就会出现了，我刚看到的时候还以为是托马斯·弗里德曼说的，“但是请记住，现代世界是一个共同体。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享繁荣，美国也不例外。
作为有剩余资源的国家，我们应该要关心战后憔悴的欧洲……这一理由足够把美国信贷置于欧洲的控制之下。此外，我们也有义务这么做，我们这么做也是明智的，因为我们不再自私。”
对于这个世界是不是平的，解释权在弗里德曼，但是对于这个世界上欠钱不还这事的解释权，我觉得还是应该交给历史。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的前辈加雷·加勒特说得更像是那么一回事：贷方如果把自己的借钱给别人当成道义责任，那么借方的合同就不要想太多了，它不可能是一个义务。所以他的结论是：国际借贷最终会导致无度和不负责任，要么借方觉得借给他们钱的人是在掠夺他们，要么就是根本不在乎。
尽管我的标题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我说的可不是中国人借钱给美国人这回事，虽然这两者听起来挺像的。
那么德国人当时把借来的钱做了什么呢？除了继续买装备练级之外，他们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大桥，修了最好的公共设施，盖了好多房子，稍带着还创造了一种叫包豪斯的艺术风格——要盖多少房子才会产生一种建筑艺术啊？结果你发现德国人不是很爽，跟美国人借了中国人的钱之后的抱怨是一样的：美国人（中国人）在用他们的钱影响我们的政策，他们太有钱了，对世界是一种威胁。
美国的国债评级被调低之后，中国作为最大的债权国也跟着认为这是天底下的好事之一，这是近来最挑战我的智商的事，严重点说，它伤害了我。虽然人均下来我借给美国人的800多美元也不算啥，但也差不多可以让美国人过上半个月寒酸的生活了。
不过，“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的钱被胡乱花掉的太多了，要是为这事愁肠百转，我们恐怕早就死过一万回了。
如果我们愿意看的话，现在的时髦东西都在默默地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种原则行事：你觉得马克·扎克伯格现在很风光？在十几年前另一个叫马克·安德里森，辍学创业搞了一个网景，我到现在也觉得他对互联网事业的改变更深刻一些；你现在看乔布斯推一个新产品就了不得了，在1927年，全美国人都等着亨利·福特宣布他的新车上市；你现在秀一个iPhone4来已经没办法吸引目光了，但福特的A型车在上市半年之后，走在路上还要被围观；你看现在的硅谷每天都有人融资发财，但它产生最多百万富翁的时候是在1970年代。
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炒的是半导体的概念，半导体之前是原子能，原子能之前是汽车——比尔·杜兰特是横跨两个时代的炒股做多大师，依据“日光原则”，两次他都输掉了，这是题外话。
如果还要往前的话，就是铁路股票，运河股票——这个时候诞生了标准普尔，普尔先生提出的口号是“投资者有知情权”，于是他开始为所有可以评级的东西评级。还有个大家忘了差不多的泡沫是马车栈道，它就是那个时代的信息高速公路。
再往前，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南海泡沫了。查尔斯·麦基写过一本着名的书，叫《大癫狂》，它的英文书名叫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全民疯狂，说的都是一样的事——人因为贪婪和恐惧而陷入到一种不能自拔的境地当中。没错，就是贪婪和恐惧，跟巴菲特说的那两个词是一样的，你贪婪也好，恐惧也好，最后都会是差不多的一个结果。所以麦基引用了《圣经》里的话来说人类这个社会：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当然，这本书写得太早了，以致于它连铁路股的疯狂都没赶上。如果麦基活得足够长，他会看到在接下来的19世纪、20世纪里发生的更好玩的事，并且不论是哪一个故事，最终都是导向他的那个结论。所以，尽管它写得如此早，但最后还是会出现在所有20世纪的商业必读书目中。写得早没关系，所有事都已经发生过了。
关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它们的结尾纷纷是：福特在前两年险些破产，按照保罗·格雷厄姆的说法，美国车之所以不景气，唯一的原因就是产品是烂车；马克·安德里森的网景被微软打败了，卖给了AOL；标准普尔不但给了投资者知情权，而且还编了很多我们要知道的评级来骗大家投资；美国对欧洲的债务？哦，那是我们更熟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真是一个悲观的世界，我可不想现在就去设想现在风光的公司、崛起的大国和人类们的未来。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关于国债也不是所有都已经发生过的，比如希腊和西班牙，他们的国债问题就比以前复杂。当年的德国靠胡乱印钞票就解决了一轮债务危机，现在的希腊和西班牙不能，因为钞票主权已经不在它们自己手上了。
这真是悲剧中的悲剧。所以还是说点乐观的吧。1970年代，《商业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股票之死》，报道中说，你有听说过、参加过美国公司的股东大会吗？那里全是老人，死气沉沉，不代表未来。《商业周刊》显然错了，那些死气沉沉的老家伙们个个笃信“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他们知道萧条之后一定会有一轮股市的反弹，未来的大牛市等着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