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格鲁夫作为史上最着名的一个偏执狂，有一天他在办公室对戈登·摩尔说，如果我们被踢出董事会，他们找到一个新的首席执行官来，你说他会怎么做？戈登犹豫了一下说，他会放弃存储器的生意。格鲁夫死死地盯住戈登·摩尔：你我为什么不走出这扇门，然后走回来，我们自己动手呢？
在他们说这话的时候，远在华尔街的另一个安迪，安迪·凯斯勒作为一个菜鸟分析师，正在研究Intel。他预测在经历了一个日本制造冲击（那时候美国的敌人还是日本）、存货量大大增加引发生产过剩之后，芯片制造业应该凭借技术进步迎来反弹，他给出的建议是“买入”。
这个时候市场上传来的消息是英特尔裁员、存储器生产线停产。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安迪·格鲁夫们走出那扇门的结果，但没有多少人在意这个事，于是股价应声而落了，安迪·凯斯勒栽了。
当然，这只是暂时现象，安迪·格鲁夫把英特尔变成了一个微处理器的供应商，进入它们最黄金的时代，很快英特尔的股价就涨了三倍不止。这就是传说中的价值投资。
安迪·凯斯勒告诉我们，你要懂得一个企业在想什么，还要了解技术趋势，还要懂行业的竞争态势。有了这些，你就成功了。
在安迪·凯斯勒从贝尔实验室跑到华尔街做分析师的时候，他的上司康奈尔给他讲了一番话：“分析师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完全沉浸、埋首于自己所负责的产业里，你必须彻底了解每家公司——产品、服务、管理、问题、怪癖、八卦消息，以及和公司有关的任何东西。你得进行公司拜访，参加研讨会，参观贸易展，阅读产业报告与信息，搜集与消化所有东西。这样你才能对产业的基本面作出合理判断，得出如何投资于这一产业的具体策略，再根据所得知识，推荐买进或者避开哪些股票。”
这当然是分析师的功课。但它也告诉我们，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价值投资者，那类似于这些东西也是非做不可的。我们知道价值投资真是一个好东西，而好东西一定是要付出成本的。
不过，按凯斯勒的说法，这一行作为娱乐业的分支，即使是价值投资，有的时候也得靠蒙。他的第一单漂亮活就是靠这个办法混来的：他不断地刷新消息，终于等到了摩托罗拉的一次误操作，把盈利数据提前公布了，等它们把数据收回来的时候，安迪·凯斯勒已经把消息在华尔街散播出去了。但作为一个有理想的人，他说如果不是提前五分钟，而是提前一年这有多好。
提前一年，那就是II的金牌分析师，II是《机构投资者》的简称，虽然凯斯勒不断调侃这个以评级着称的杂志，但作为一个不旦有理想，而且认真、正直、聪明的人，从五分钟到一年，就是娱乐业与投资业之间的区隔。
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我喜欢安迪·凯斯勒这个坏人，他很有可能还是一个混蛋，我在看他写的这本《华尔街的肉》的时候，就会经常很警觉地环顾四周，想我身边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家伙，说不定哪一天我会被他写在一本什么书里成为一个反面角色。在这个领域里我喜欢的另一个坏人叫迈克尔·刘易斯，他为《华尔街的肉》这本书写了序，他也喜欢扮演一个“告密者”的角色，他的经典作品是《说谎者的扑克牌》和《大空头》。他在这两本书中告诉我们类似于所罗门这家投行是如何用衍生品发财的，次贷是如何被一群天才发明出来的，而“信用违约掉期”这种拗口的名字又是如何被另一群天才的模型控们发明出来对付前面那伙天才的，总之他告诉我们：聪明人是如何聪明的，还有就是聪明人是如何变傻的。
安迪·凯斯勒更好的一点还在于，他很认真地教我们如何做一个好的投资者，他在书中会讲，对投资如何理解，为什么不要相信各种技术分析图，为什么股票波动时，它们自己会说话——并且为什么通常来说都是谎话……还有就是，为什么他会把华尔街的工作视为娱乐业。
让我喜欢他们的并非仅仅如此，还有一个因素是这两个人都特别喜欢游走于东西海岸之间，游走于技术和华尔街之间。我以前提到过安迪·凯斯勒的另外一本书《我们如何来到现在》，而迈克尔·刘易斯则有一本《将世界甩在身后》，那都是很有趣的书。
最后一个让我爱上他们的理由是，他们都能从华尔街这种鬼地方抽身而退。在投行券商界，分析师虽然不如做业务的，每天的诱惑也不少，从分析师晋身为业务也是一条捷径，从一个动辄七八位数美元年薪的诱惑中脱身出来，还愿意写书这算得上是一种美德吧。赚钱不是那么重要的事，这事他们说出来更有说服力一些。
所以你在他们的书中会看到安迪·凯斯勒自己、迈克尔·刘易斯自己，或者他们写的吉姆·克拉克、迈克尔·巴里……这些聪明人都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在上面提到的人中，吉姆·克拉克很有趣，他一生创办了三个十亿美元市值的公司，硅谷图形公司、网景还有一个叫永健（Healthon）的公司。
这里唯一一个小人物是迈克尔·巴里。
他斯坦福毕业，住在圣何塞，但他不能算是硅谷人士，他的本行是医生，业余爱好是做投资。是他发现了次贷的秘密，并且发现用“信用违约掉期”（CDS）可以赚来大钱，于是他成立了一个叫Sin的公司（没错，他这个公司名字就是来自于三角函数里的正弦）。
但是与狂赚40亿的约翰·保尔森相比，他作为一个毫无华尔街背景的家伙可没暗地里撺掇机构去发行CDO，然后再拿来对冲。实际上他只赚了几百万美元。他更像那个不靠谱的正弦公司的名字一样，追求的是聪明人的快乐。
在介绍《我们如何来到现在》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说安迪·凯斯勒从贝尔实验室出来混华尔街，然后自己又去创业做对冲基金，从一千万做到十个亿，然后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前结清出场。在《华尔街的肉》里，他说了如何选择泡沫的原因：在他从新技术公司赚了钱之后，他接连遇到两伙气度不凡的坐着豪华轿车带着保镖裹着头巾的中东人，他们都表示要出资五亿美元交给他来打理。他与他的合伙人说：“我们不拿这些钱，自然会有人拿，这十亿美元会找到栖身的风险投资基金和对冲基金，而且会搅进市场的混水里。我们不仅不该再接受任何钱，还应该开始把手上的资金还给投资人。”
安迪·凯斯勒说，华尔街有句名言，高峰和谷底都不会有铃响。市场的顶点和谷底都是事后才知道的。我们还有下一桩最好的事在等着我们，那些豪华轿车、保镖和撒在我们身上的钞票是我们的小铃铛。
在我们这里，这个故事通常有另外一个版本，为什么营业部门口看车的、卖盒饭的老太太炒股都赚了，因为她们发现自己的生意好做的时候，也应该是退场的时候了，那些供不应求的盒饭就是她们的小铃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