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过那种时候，有一个叨逼叨叨逼叨的人在你身边一直说啊说，你又说不过他，最后只好埋头去做给他看——当然，大多数时候那些没完没了的话你都可以视若无物，大多数人你更不要去理他，所以我可不主张去跟他们争口气。但一定有个别时候，你觉得值得这么做一下才可以让他闭嘴——我虽然一生所为离创造性的技术相去甚远，但我还是觉得技术这东西是身为人类值得迷恋的一种东西。简单点说，就是哪怕你是一个宏大事件的爱好者，成天研究的都是道，但你也不能把技术看成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精巧的小玩意，它们有很多让人兴奋的元素，你不能简单把它们一律归为形而下者那一坨里去。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用弗洛伊德这样的理论去套一下它的话，就是喜欢大词谈些主义的，总是跟精神分析派们爱提起的那些“口腔欲望期”有关。我总觉得接下来你长大成人，就应该真刀真枪地上了，就不能再耽于口唇之欲了。所以胡适与鲁迅当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我的观感就是这有毛可争的，这是人的不同成长阶段啊，互相说服或批判都是使错了劲。
话说在12到13世纪那一段时间，本笃会修道院的师父们觉得每天看太阳来算时间侍奉上帝，总是不够严肃，碰到个阴天就会感觉怠慢了上帝，于是觉得应该有一种计时工具来让修道院的日常事务有章可循。
在这个时候，发明钟表相对于修道院来说，就是一个小玩意。但过了一百来年，钟表被工人和商人利用起来，再隔了几百年之后，一个叫刘易斯·芒德福的人说：“机械钟表使按部就班的生产、准确计时的工作和标准化的产品成为可能。”——如果没有钟表，资本主义的兴起是绝无可能的。
我们用一些大词来为这事总结的话，就是历史变革背后的技术推动；用另外一个体系里的大词来说，就是，群众，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如果平实一点，我们可以说：有的时候，什么Geek啊，Nerd啊，工匠啊，死宅技术派啊弄出来的一些新东西，也绝不简单。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那种说得太多了，乔布斯要改变世界，你总得有个趁手的家什。阿基米德要把地球撬起来，沃兹就是乔布斯改变世界的那个支点。当然，沃兹不这么看，他觉得他是一个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这对我们的启发就是，当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另外一种解读方式是：问题有无和解决与否实际上就是主义本身。
跟13世纪相去不远，还有一个技术控的例子。这个人叫约翰尼斯·古登堡。作为一个修道院的供应商，成天印赎罪券，他一定感觉又累又烦，重复劳动。同时作为一个爱动手的工匠，他就把一个酿酒机改成了活字印刷机，他的世界果然就焕然一新了——他还印了《圣经》，还印了“大便历”。前一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后一个粗俗一点说就是“今日宜大便”这样的玩意。我还没考证过中世纪的便秘情况，选个黄道吉日如厕轻身——这就是约翰尼斯·古登堡这个技术控对人类直接的重要的贡献。
间接的，40年之后，印刷机进入6个国家的110座城市；50年之后，印刷书籍达到800多万册。过去人们无法得到的信息，涉及到法律、农业、开发、冶金等；商界迅速成为印刷品的世界，合同、契约、本票、期票和地图都普遍使用开来。“信息标准化了，且可以复制。在这样的文化里，地图绘制人在地图上剔除了天堂，因为天堂的位置太难以确定。”当然还有最着名的马丁·路德，他看不惯赎罪券赤裸裸的商业用意，于是发起了对天主教会的批评。1517年，他印刷了《九十五条论纲》，于是新教革命开始了。
一个修道院的供应商，印赎罪券的家伙，就这样把自己的生意给毁掉了。所以你要说技术控们有多少胸怀大志，我就觉得这事不那么靠谱。但我总感觉他们虽然无意于这些伟大事业，但如果看到了一个天翻地覆的结果，他们会由衷地高兴。就像60来岁的沃兹总是乐颠颠地排队抢购苹果的新产品一样，这事还真是很值得高兴一下的。
如果约翰·哈里森活到现在，他应该比沃兹还要高兴。有关这个人显然知道的人不多，我们可以把他看成是18世纪的Geek，他一辈子做的事就是做了4个航海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表匠，但有一个插曲让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木匠。他为了让钟表走时更准确，找到一种解决方案——用木头做钟表的关键零件。木头跟所有的东西一样都有热胀冷缩的麻烦，于是他选用了不同膨胀系数的木材镶嵌在一起，让零件始终保持一个恒定的标准。我觉得这创意足够天才而且实在，除了作为一个木匠对木头的深刻理解，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当然，我说他是一个Geek的原因并不仅仅他是一个好表匠和好木匠，他做航海钟解决了计时准确性问题，但他的最终极目标是如何在航海过程中定位——人类很早就通过星座之类的定位解决了纬度问题，但经度问题的解决是在计时准确的基础之上。伽利略啊牛顿啊发现彗星的哈雷啊这些大人物都没有解决掉，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好工匠，但哈里森是。所以我推荐一本叫《经度》的书，它就是讲这段故事的，如果你很懒，还可以到豆瓣上去找一个叫“远游人”的ID写的简介，我觉得一样很精彩。
我觉得，约翰·哈里森差不多是工匠领域里的一个高峰，在他之后还有一个高峰是伊莱沙·奥的斯父子，他们是完全以工匠的标准、直觉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手创建了一种叫“电梯”的应用和行业，到现在我们还在用他们父子的产品。但这个高峰之后工匠师傅们就再没有这样的荣耀了。
这事要归咎于亨利·福特，在他的生产线之前，拿一个榔头的工匠就是设计师和工程师，在他的生产线之后，那个工匠就是一个榔头或者扳手了。这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好在Geek还在。现在一般把Geek跟程序员们联系在一起，我们都知道，程序员们相对来说喜欢自嘲一点，程序猿啊，码农啊，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我觉得这倒很可能来自于他们的前辈的基因。他们工作的特点、从事这个工作的职业态度和素质要求，还有他们的性格，似乎都跟我们人类工业革命前的那些工匠有相似之处。你也可以说程序员是智力劳动工作者，比如叫工程师，但有一点差别的是，他们分明是撸起袖子就要解决问题的——记住哦，不是给出解决方案，而是直接动手解决掉。他们显然不能被视为艺术范儿的设计师，但你看他们追求的东西往往又要好看又要实用又要简洁，这是对最好的设计师的要求，也是一个体面的工匠所要具备的素质。北方有谚语说，巧妇和面要有三光，手光面光案板光——这是对一种普通劳动的赞美，你看，把它送给程序员可以，给工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