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听说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几个媒体老总结伴驱车来到北京怀柔三岔村，他们的目的是看一看彼得·海斯勒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这个中文名叫何伟的人以村民魏子淇为主人公写了一本叫《寻路中国》的书。
这本书确实很好看，这没什么可让人沮丧的，沮丧的点在于，这些前辈人情练达，如果要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您哪怕就是成天在微博上挂着，也一样可以找到你的魏子淇，更何况发现中国的本质——那来自于另一位不在场的精英感慨，海斯勒发现了中国的本质，“这就是中国啊”——本来就是老几位的本分，不至于按图索骥跑到三岔村来探访神迹，按钱钟书的说法，属于吃了好吃的鸡蛋之后不但要见一下母鸡，而且连公鸡踩蛋处也要凭吊一下。
有关这个事的另一层思考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去写魏子淇？我猜想很多铁肩担道义妙笔着文章的前辈同行们，在提起如椽大笔的时候……会想我有纷繁的世界、伟大的事迹、复杂的人格要展现，那么魏子淇的意义在哪里呢？然后……这多少有点像我们总说到的投资，彼得·海斯勒更像个价值投资者，做长线，仔细安排投资组合，慢慢积累，享受复利的好处——直到有一天，发现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一次高回报的投资。
而我们运气太好了，身处荡气回肠的吊诡市场里，情商决定了我们不缺各种真假消息，智商决定了我们不分真假概念……快进快出，短线多刺激！结果么，就如所有的短线投资一样，最终还是输给长线。但这也不妨碍我们对价值投资的顶礼膜拜不是？我们比谁都在意跟沃伦·巴菲特去吃个午餐，我们也更想到奥马哈去朝个圣，就像来到三岔村探访神迹。
好吧，虽然硬扯到了投资上，但我本意也不在此。我是想说，如果把中国看成一个公司或一只股票的话，“财经记者”彼得·海斯勒做得不错，而我们的大部分人基本上做得是不及格的。这就要说到正题上，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大部分信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中国市场之所以显得很扑朔迷离，媒体对公司云山雾罩的报道可能也要负不少责任——我们很难提供更准确的对公司的报道，就像彼得·海斯勒可能下工夫写好了一个叫中国的公司，而我们则只在门口东看看西看看，顺道感慨一下彼得·海斯勒的行云流水，但却总是高山仰止——因为我们似乎没想着那个稳定的长久的收益，我们不过是画个公司的皮毛而已。
为什么会如此，我觉得也很简单。比如，我看过彼得·海斯勒写中国，我还看过另一个叫西达尔塔·德布的印度人写印度的企业家：
“在我第一次和阿林丹姆碰面时就有人告诉过我，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弄潮儿。他集华丽、勇气、财富于一身，如果说他的个性使这些特点为世人所看到，倒不如说这些品质早就像带电粒子一般存在于当代印度的空气中。随着我越来越了解他，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让他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的财富其实是建立在印度中产阶级的渴望和愤慨之上的。没有渴望者的仰望、模仿、钦佩和他们所贡献出来的财富，像阿林丹姆这样的大亨就不会存在。他利用市场经济及其政治伙伴和印度右翼分子带给学员们的渴望、莽撞和不安全感做生意。阿林丹姆非常了解这个社会给予这些渴望者怎样的一种坚定信念，他也非常了解这些渴望者所饱含的那种与真实感受到的挑衅所不相称的愤怒。这是我们这个年代的胜利：让渴望者们既感受到力量，又感觉到被排挤，并且让全世界的人见证新兴小资产阶级急于表达他们的受挫感，对自己未能成为精英而愤愤不平；然后当面对那些真正的贫困时，他们却异常冷漠，甚至麻木不仁。”
我在这段西达尔塔·德布描写印度的文字中，看到：印度企业家如何赚钱；印度企业家对社会是什么样的影响；他的用户（可能也是粉丝）是如何消费他的产品；中产阶级如何蠢蠢欲动以及他们贫瘠的心灵（而这也通常是我们自身最鲜明但却试图抹去的标签）……如果你有兴趣看德布的《美丽与诅咒》，你会进一步发现更丰富的世界。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他可能比冷艳高贵的彼得·海斯勒写得还要好一点，海斯勒更多是对田园不再的纠结，那个当然也很中国，但它应该不是那些跑到中国来做生意的美国人所迫切需要了解的中国，但西达尔塔·德布给我们看的要准确得多——如果你同样把印度看成一个可以投资的公司的话，这个“财经记者”可能还要略胜一筹。
然后这两个家伙一起秒杀我们所有的“财经”记者。有一句流传甚久的话叫，“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在我们这里则是“有一千个财经记者，也只能写出一个马云”。因为大家都是等着好运气临头得到一次十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的召见，然后找出一些以前没听过的“金句”如获至宝，区别只是时间的多少，拣到金句的多少。然后，很有可能会从这位企业家身上找到商业的真谛，并且爱上这个朝气蓬勃的商业世界。
乔·诺塞拉在《德州月刊》采访石油商人布恩·皮肯斯的时候，发现了商业的价值远大于类似于休斯顿选举市长之类的新闻。事隔多年他回忆，“在过去的25年间，我变得越来越坚信商业的重要性——这与我刚踏上这条职业道路时的认识可谓天壤之别。商业同政治、医药、宗教、法律以及其他任何一种驱动美国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一样重要。它能带来巨大的危害，也能带来巨大的益处。商业的原动力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事实并没有让我像很多人那样从骨子里就怀疑它。追求利润有时会促使商人干糟糕的事，但是，它同样可以促使商人干一些极好的、天翻地覆的事情来。”
我觉得他说得没错，所以他没有因为爱上商业而爱上企业家，虽然他那时可以自由出入皮肯斯的任何会议和私人空间，而我们的记者一旦得到这样的机会，多半就以另外一种方式爱商业去了——对内是“起居注”，对外是发言人……而另外一小半可能就是太熟悉了，以至于丧失敏感到无睹，既不海斯勒，也很难德布——我一直觉得对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程度差不了多少的国家，印度会因为有德布这样敏感的记者而更有优势——所谓敏感，某种意义上是媒体和记者的敏感，他们可能会让我们看到更真实的东西：不管是中国的马云还是印度的阿林丹姆，企业家都很有表演天赋，所以你得知道表演背后是什么东西。如果你很有爱，那么即使你有好的操守和向善之心，我们也只能评价他是个善良的好人，可在这一行里并不是很需要这种“善良”。
所以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彼得·海斯勒根本不能算是一个记者，虽然他来自《纽约客》。我记忆深刻的一段话来自于他的另一本书《江城》。他在涪陵街头与一个擦鞋匠吵架。他博得了大家的同情，沮丧的擦鞋匠说涪陵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海斯勒则声称中国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中国人。然后他就开始沮丧起来，觉得这样与一个人争执的无谓，“也许涪陵人真的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呢。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助长了这样的外国人。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同病之人。”
没有一个记者会关心这个事，横冲直撞的记者们怎么会有这种沮丧，哪怕他是一个绅士，文笔优美、为人宽厚。所以最终的结论可能就是，彼得·海斯勒是一个爱中国的作家，西达尔塔·德布是一个爱印度的记者，乔·诺塞拉是一个爱商业的记者。我们呢，可能就只好做一个爱企业家的发言人……然后，我也就开始沮丧起来。